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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駕咪表內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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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件特色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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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1.0.1 中的新功能

修復創建訂單崩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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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李軍,在北京做代駕司機3年了。

每當夜幕降臨,李軍總會穿梭在北京的各大商圈,為聚餐飲酒的朋友提供代駕服務。

做代駕時間久了,李軍經常會遇到熟客,老楊便是其中一位。老楊是一家公司的銷售總監,經常在北京市麗都飯店附近招待客戶。老楊一般都是喝得微醉上車,有他在車上從不缺話題,久而久之,李軍和老楊慢慢成了朋友。

最近兩年,老楊叫車的頻率明顯比以前高了不少。以前,老楊一周也就一兩次叫車,現在幾乎每周都要和李軍見上兩三次,而這還是在提前預約,并且李軍也有空的情況下。

李軍和老楊聊天,問他,一個星期叫幾次代駕,是因為生意越來越好了嗎?老楊搖搖頭,“真的不敢酒后駕駛了”。

老楊家離頤和園不算遠,他自認為從頤和園到家的那段路比較“偏僻”,一般不會遇到交警查酒駕。“以前要是在頤和園附近談生意,喝點酒只要不醉,我還真就自己開車回家了。現在,就算是15分鐘的車程也要找代駕”。

老楊的變化,在于他的一次經歷。去年,老楊在他居住的小區附近遇到了交警查酒駕。“誰會想到交警會來這么偏的地方查。幸虧那天飛機晚點,我直接回家了,要不然,后果有點糟糕。”老楊還是搖著頭,繼而又用調侃的語氣對李軍說,“所以我們倆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多了。”

李軍相信老楊的說法,一來,老楊的微信朋友圈里有這么兩句話——“酒后駕車——危險”“又進去一個不怕死的,看來還是得抓,抓得越嚴,敢頂風作案的越少”。二來,李軍發現,這幾年,像老楊這樣的人越來越多了,他的生意也越來越好了。

一般而言,每天19時30分至22時30分是代駕高峰期。“收費主要與路程遠近、用車時段有關,22時前起步費35元,24時后起步費就是95元了。超過10公里,每10公里還要增加25元。”李軍說,在代駕司機的每一筆收入中,平臺都要收取20%作為信息溝通服務費。“我每天19時開工,一直做到凌晨3時,實際開車時間也就兩三個小時,大部分時間都在等單、與伙伴們聊聊天,強度不算大,一個月也能賺8000元到1.2萬元”。

李軍說,自己的收入比原來高了,生意比以前好了,足以說明大家都認同“酒后不開車”。

余建與李軍有著同樣的體會。

余建說自己是代駕行里的老輩,從2010年開始從事代駕工作。他清晰記得從業之初這個行業的狀況:“生意很少,大多數人都只是兼職干。到了晚上,大家就在酒店、KTV門口等著,或者跟酒店合作,他們給我們拉客戶,我們給酒店提成。”

“那時候,代駕的概念還沒有得到推廣,代駕行業也沒有形成規模。大部分都是幾個人一湊,就組成了一個代駕公司,很不規范。”余建說,“最關鍵的一個問題是,那時候,大家覺得酒后開車不是什么大事。”

余建對兩次世界杯期間的生意行情記憶深刻。他告訴記者,世界杯期間,夜里喝酒看球的人不少。按理說,喝了酒應該找代駕,但是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即便是在半決賽環節以后,他每晚最多只能接到兩三單活兒。2014年世界杯期間的生意就不同了,業務量幾乎翻倍,每晚都有六七單。

在老楊的印象中,大概也是在2014年前后,身邊的“酒肉朋友”漸漸對酒駕有了“芥蒂”,“那之前,只要能走道,一般都是自己開車回家,身邊也就那么幾個朋友酒后從來不開車的”。

在代駕司機李軍等人看來,這些變化與近幾年治理酒后駕駛交通違法的嚴格執法有著密切關系。

“我們算是親歷者,親眼見過不少醉駕司機,也對嚴格執法的效果看得很清楚。”李軍說。

余建向記者回憶說,他在酒吧門口趴活時,曾有試圖酒駕回家者說過這樣的話——“不是不在乎被查處,關鍵是酒后駕車遇到交警的概率也很低”。“在很多司機的潛意識里,酒后駕車屢禁不止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懲罰力度不夠,而是被懲罰的概率太低。當時我們就覺得,當務之急是提高對酒后駕車的執法檢查力度。對于酒后駕車,即使不能做到‘必然被發現’,也要力爭做到‘極可能被發現’,而不是‘偶爾被發現’。”余建說,這幾年的事實說明,酒駕“極有可能被發現”已成為現實。

也是在2015年之后,李軍不止一次遇到此前從未遇到過的事。“一家三口晚上九點多叫的代駕,后來聊開了才知道因為丈夫喝了半杯啤酒。這種情況在以前是不可能叫代駕的,會被認為‘花冤枉錢’。”李軍說,他至今記得那名喝了半杯啤酒丈夫說的話,“他說‘我知道半杯啤酒對我來說跟喝白水沒什么區別,但現在到處都是查酒駕的,停牌扣分不是什么小事,尤其是醉酒駕駛需要面臨15天拘留,一關就是15天,瞞誰都瞞不過去,忒丟人。再說,上班的人缺勤15天絕對是大事,說不定工作都沒了。就算是自己做生意,消失15天也說不定錯失多少機會、蒙受多大損失呢’”。

幾年下來,李軍跟各種各樣的車主打交道,越發感覺“客人對酒駕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原來是怕被查,現在是主動避免,代駕員自然單量越接越多,工作時間越來越長”。

“基本上一個單剛結束,下個單就來了。”李軍說,當初公司平臺的代駕只有2500多人,現在達到兩萬人。即便如此,高峰期要加價才能叫到代駕,“從這一點看,杜絕酒駕的意識的確是增強了。”

□　記者手記

2013年以來,被稱為“史上最嚴”的新交規出臺后,代駕的需求量猛增。每當夜幕降臨,很多像李軍這樣的代駕司機活躍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有全職,也有兼職。他們大多騎著電動滑板車或是折疊自行車,代駕時就把車收起來放入客人汽車的后備廂。

清華大學法學院公法研究中心研究團隊近日發布的《代駕行業發展白皮書》顯示,經歷了緩慢初創期,如今的代駕行業已進入了成長期。在“醉駕入刑”和酒文化盛行的背景下,“酒后找代駕”很快成為一種消費習慣。

2016年至今,代駕服務需求和市場規模迅速增長。去年,全國代駕行業的總訂單已超過2.53億單,總產值達154億元。

上述“白皮書”顯示,酒后代駕仍是用戶最大的使用場景,占比為97.8%。在“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理念深入人心的同時,代駕行業的價值也得到了充分體現。據推算,代駕行業去年減少因醉酒駕駛引發的交通事故350萬起,使83萬人免受刑法制裁,減少財產損失462億元。

代駕行業的快速發展無疑說明了治理酒駕取得的成效,說明公民守法意識的提升。

代駕能創造這么多“紅利”,主要是因為“醉駕入刑”以及各地交警部門的嚴格執法,倒逼很多人養成了“酒后找代駕”的習慣。

“醉駕入刑”帶動中國酒后駕駛問題發生巨大變化。公安部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4月底,全國公安機關共查處酒后駕駛機動車違法行為247萬余起,酒駕、醉駕已得到有效遏制。全國因酒駕、醉駕導致的交通事故起數、死亡人數,較法律實施前5年相比分別下降18%、18.3%,“喝酒不開車,開車不飲酒”已成共識。“醉駕入刑”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