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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圈文化與粉絲文化區別

如果要為2020年挑選一個熱點現象關鍵詞，“飯圈”應是一個需要也值得被收錄的詞條。無論是年初疫情的“飯圈救援2020”“飯圈女孩馳援湖北”的應援，她們以偶像之名完成了一次與以往不同的應援，作為一股民間力量快速、高效、透明地將醫療物資點對點傳遞到醫院手中，在這個過程中展現出的號召力和行動力翻開了“飯圈文化”的B面；抑或是輿論場中亞文化爭端不斷發酵，所謂“毒瘤”的刻板印象再次固化，“飯圈”成為承擔著網絡時代黑板報功能的“微博熱搜”的“常駐客”。在黑黑紅紅各種聲音的加熱下，讓飯圈和追星現象溢出了原有的“圈地”邊界、闖進了大眾的視線。

△疫情期間“飯圈女孩”馳援疫區新聞出圈

對于非粉圈內人士來說，想問的問題首先是“到底什么是飯圈？”大眾更熟悉的話語身份還是20世紀港臺造星工業的歌星、影星、偶像，和他們的歌迷、影迷、粉絲——即從英文Fans音譯過來的“粉絲”。相較而言，“飯”則是fan在中文中的諧音讀法，這個說法自覺地將“飯”的文化與“粉”拉開了一段距離。“飯圈”即“粉絲圈子”的簡稱，并非特指某一個特定的粉絲群，通常加前綴以表明“粉籍”，如韓飯圈、日飯圈、內娛飯圈。網絡流行語解梗詞典“小雞詞典”對飯圈做出了如下定義：“一個讓人生無可戀又死而無憾的地方”，如此概括切中了追星過程中恨愛交織的情感體驗和高濃度情感投入。

當相關討論開始以一種進程式、線性的邏輯來設置議題，并試圖做出區分時——粉絲和飯圈人有不同，明星演員和愛豆也不同，那么這個差異是什么呢？答案正在問題之中，這背后涉及的是一整套明星神話與造星機制，勾連起的是中國內地娛樂工業粉絲文化的版圖變遷。我們不妨先思考這樣幾個問題：飯圈的邏輯真的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嗎？按照粉絲口中“始于顏值、陷于才華、忠于人品”的“圈粉”鏈條，如果最終都要靠作品說話，甚至于還需要人物品藻，那么，通行的偶像明星與粉絲迷戀的愛豆又有何不同？“飯圈當然不能圈一切”，那么今日的飯圈生態其病灶究竟是在“飯”，還是在“圈”呢？

從“追星族”到“飯愛豆”：

新世代的pick

談到粉絲，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迷狂的歌迷、影迷、球迷？熟知打榜、控評、反黑、站CP、應援等一系列流水線操作的“數據工”？還是“假靳東”的中老年粉絲？

1993年，中央電視臺三十五周年臺慶小品《追星族》第一次將“粉絲”帶進了大眾視線，小品演員趙麗蓉不無困惑地問她那迷戀“四大天王”的孫女：“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維吾爾族，那么追星族是哪個地區的少數民族？”“什么是追星族”式提問此后不斷翻版、被拋出：“什么是粉絲”“什么是愛豆”……

不變的是，被視作一個讓家長頭疼的、需要被矯正的青春期病，追星與代溝議題合并同類項，成為大眾記憶深處一種“瘋狂的、不正常的、危險的”亞文化。被定性為“病態的粉都”：過度的情感投入催動了狂熱的行為，“有走火入魔的危險，是心理不健全的人，試圖用這些人物和形式的反射性榮光來補償自己有缺陷的生活，不穩定的、脆弱的身份認同需要明星作為自己的‘治療性拐杖’……利用對名人的幻想性熱愛，以及抽象、虛幻的社群來支撐自己”，朱莉·詹森在《作為病態的粉都——定性的后果》一文中極為生動地概括出了大眾印象里的“追星一族”，彌合理想與現實差距的補償、投射式價值認同、幻想中填補情感真空等動機交纏在一起。因荒唐而招致罵名，正如小品《追星族》中蔡明演繹的“問題少女”：為了追“四大天王”要離家出走，追偶像車時被濺了一身泥卻覺得那是“幸福的泥點子”，郭達出演的父親怒斥她“幼稚”“真是個神經病”，這幾乎代表了主流觀點和評價。而作品之外、現實之中，經媒體裁剪渲染的“楊麗娟事件”更加固了這一刻板印象。

站在今天回望，“追星族”們追的偶像是更像是“人造神話”——20世紀30年代好萊塢整套成熟的工業體系所打造出的“超級人格”、典范代表，其中，“追”這一動詞提示著偶像與粉絲間不可觸碰、難于接近、不平等的情感聯結。概言之，粉絲是與現實脫節的、模糊了真實與虛幻界限的“越軌者”，成為這一階段粉絲文化研究的共識。這一判斷在“假靳東的中老年女粉絲”事件上似乎再次被驗證：她們陷入騙局、不斷滑向務虛的一端。

2005年，“超女”在內地刮起了一股空前的草根選秀熱潮，打破了制作方全盤統攝話語權的“好萊塢明星制”式舶來機制，粉絲通過短信投票為造星植入了“民主、民選”的程序，場域內權力的天平開始傾斜。同時，也催生了國內不同于歐美或日韓的、獨特的粉絲文化之雛形，可以說今天“飯圈”的一些基本規則和操作正接續于此傳統，比如粉絲群的命名、口號標語、應援色、演唱會燈牌大戰等，而“草根”自此也被選為此后近十年明星制造的關鍵詞。

更新的轉折則始于2013年，伴隨著國內娛樂工業的迭代以及數字網絡技術的發展，粉絲文化新的版圖緩緩鋪開。彼時，以BAT（百度、阿里、騰訊）三家為首的互聯網力量進入視聽娛樂行業，數據作為衡量標準，讓過去那看不見也摸不到的“人氣”變得量化、可視化了。換言之，互聯網以算法改寫了影視娛樂行業原本的游戲規則，“流量”的提法開始流行，“愛豆”作為職業偶像區分于與明星、演員成為一個新知識。與“紙片人”戀愛、為虛擬偶像打call、pick愛豆出道……“養成”接替“草根”成為偶像文化未來十年的新關鍵詞。2018年兩檔偶像養成節目《偶像練習生》《創造101》的火爆，尤其選手王菊、楊超越整合起眾多從未有過追星經驗的觀眾，引發一波波輿論熱議。粉絲文化的影響已溢出青年亞文化的邊界，不斷參與大眾審美的話語生產，在這一場域里運轉的還有時代觀念的傳播和夢想的新定義，影響逐漸向主流“破壁”。

粉絲文化借助機制轉型完成追星版本的“升級”，意味著新一代明星制度的出現。其演化路徑大致可勾勒為：由“好萊塢明星制”到日韓偶像工業的舶來再到本土化的“飯圈化”，過去那種完全由工業制作方主導的被動追星，迭代到粉絲養成“愛豆”的新模式。“飯愛豆”的粉絲形象更接近“制作人”（股東）和“供養者”，他們“飯”的不是“神格”，而是有缺點、不完美的、努力的普通人格——“愛豆”是職業化的偶像（idol），而不再是象征著不朽神話的“半神之子”。

這意味著追星主權的回收。“愛豆”的事業就如同粉絲聚力完成的“作品”，同時粉絲也以“眾籌”了“大項目”的贏家式成就感獲取快感。北京某高二女生曾在采訪中表示造星的成就感大于追星的快感：“我喜歡一個唱見的主播，當時做粉絲視頻剪了3天。一張張對，找配樂。他就是我一手養大的。”此時粉絲選擇主動地行動、參與（engagement）、共同完成一個夢想，由此伴生了陪伴式的親密關系。當追星三忌“一忌真情實感，二忌傾家蕩產，三忌啥事都管”成為飯圈的“非明文規定”，意味著一部分粉絲率先轉變了“粉絲的設定”，以“事業粉”而非“女友粉”的身份去愛。

每個時代都會有提出自己的命題：如何去彌合流行和藝術的價值分叉，這是一道雙向的選擇題。在時代的這一頁上，偶像自神龕走出、逐漸剝掉背光，呈現出去神圣化的趨勢。愛豆于當下的粉絲而言，既不是異質性的存在，也不需要偉大，甚至不再需要“復雜感”——一張臉疊著幾個大時代融合的魅力。現今挑選“沒受過欺負的臉”，“授權”他們作為自己的代言人，進一步來說審美取向從厚度、復雜性到單薄、純粹化，部分原因正在于時代的發展：物質和精神文明生活的保障，讓這代人得以擁有“矯揉”的精致、“分辨率更高的痛感”、更純粹的夢和更“輕”的審美，對他們而言力量之審美不必定只能靠身體的對抗和侵略性來保證，中性的美被重新編碼為魅力、得以進入審美的領域流通。

所以，所謂的“新世代”從自身的經驗出發，他們以“定制”的邏輯開辟了一個新賽道：練習生高唱著“她們的口味就是我努力的方向”，“pick pick me，你越喜愛，我越可愛”。制服或短裙經濟學盛行帶來的或許只是曇花一現的、短暫速朽的流行文化，但重要的變化在于：權利在最大程度上落到受眾（粉絲）手中，這是在過去的任何一個社會結構中都不曾出現過的文化景觀。

飯圈文化的出圈與再生產：

“流量”的法則

騰訊發布的00后研究報告稱，“獨生二代”“與互聯網共同成長的一代”的00后們，他們互聯網虛擬消費比例相對更高。相比70后、80后、90后看重安全、傳統和權力，00后更看重博愛、刺激、人際遵從。他們有繽紛的愛好，也樂于為所愛買單，偶像不分國界，喜愛不分次元。他們堅持“正能量追星”，在傳統目光看來務虛的、不夠實際的體驗，諸如“你這么真情實感地追星，買幾斤排骨不香嗎”“你這么愛他，他知道嗎？有那個精力還不如去交個男朋友呢”之類的質疑并不可靠。他們有自愛豆處獲得精神鼓舞、價值觀念正向引導的經驗；或是通過追星提升了技能，包括剪輯、設計、美工、寫手、站子管理等，對他們而言由線上拓展到線下的社交活動確實是無比真實的經驗。

飯圈版圖之變遷，帶來的不僅是粉絲文化景觀的更替，還關乎一整套認知系統的變化。這不只是代際溝通中青年與成年間的“縫隙空間”問題——“縫隙空間”只短暫存在，老一代和年輕一代之間的差異就如同“臨時的刺激”一般終將融合、消失，但數碼技術的變革帶來的是經驗的某種“斷裂”，也就是說這還與媒介技術所形塑的感知方式有關。比如“人氣”或是“流量”，哪個更能定義“流行”的權威？究竟該如何去錨定所謂的“影響力”？當“這是真實的嗎”式追問頻頻出現，提醒我們的是：有關“真實的”認知的界限或許也發生了變動。

2019年7月在新浪微博“明星超話”社區爆發了一場有關流量的“世紀大戰”，參戰雙方分別是周杰倫粉絲“杰迷”和蔡徐坤粉絲“ikun”。一周后周杰倫登頂明星超話第一的位置，蔡徐坤粉絲團則于22日發布聲明表示自此退出微博各項數據榜單的競爭，“數據重心轉移至舞臺、音樂時尚、品牌等，陪伴他打磨出更好的作品”，至此“坤倫對決”暫時告一段落。

事件的導火索源自一篇名為《周杰倫微博數據那么差，為什么演唱會門票還難買啊》的豆瓣網帖，發帖的網友這樣發問：“總有人說周杰倫演唱會的票難買，可他微博超話都上不了排名，官宣代言微博的轉評贊都沒破萬，他真有那么多粉絲嗎？”視周杰倫為自己整個青春的眾多80后、90后無疑被飯圈“無數據=無粉絲”的邏輯冒犯了，自嘲是“夕陽紅粉絲團”的“杰迷”開始學習新世代的追星方式，為最近并無新作品發布的周杰倫打榜（通常“超話”排名浮動與明星最近作品及活動相關）。這場“流量大戰”最終被《人民日報》微評論定性為“無關價值觀撕裂的時代癥候”，“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偶像，一個群體有一個群體的向往”，與其說這是代際之間價值觀的碰撞，不如說飯圈文化出圈后帶來不同話語體系的一次碰撞。

年代差異，追星似乎都有了壁。曾被冠以“新新人類”的80后、90后猛然發現追星的“投入”方式已大不相同，除了購買付費之外還需“做數據”——粉絲的熱情被量化了、并成為一種自發的情感勞動。“數據工”的勞作包括嚴密的分工和復雜的程序。分工方面，一個較為成熟的粉絲后援會往往具備文案組、打榜投票組、數據組、公益組等劃分。以微博超話為例日常需要做任務、囤積分、維護排名。具體來說：首要找到微博的超級話題社區點擊“關注”和“簽到”；再通過完成微博每日任務（如連續訪問、轉發評論帖子、被評論）賺取積分；之后選擇“打榜”，將當天賺到的所有積分贈送；為快速提升榜單排名，還需“分身”以新的ID再次重復這一過程；最后還要在夜間守住白日成果，不可讓競爭者趁機“彎道超車”。其中作為“分身”的小號，撕開了飯圈公開的秘密：一些粉絲會切換多個賬號，“刷”的行為讓人質疑這其實是一場“人機大戰”。

有關“流量”差異化的理解、甚至是不理解，可能才是這場空對空喊話背后的核心爭議所在。“虛假的機器式行為”是大眾對于“流量”的第一印象。一方面，“假”這一印象與職業水軍注水行為直接相關。IP改編劇《孤芳不自賞》的摳圖、雇水軍刷評論等一系列操作開啟了影視圈“苦流量久矣”的時代。同時，“做數據”這種基于熱情的無償勞動在外部的視角看來即是被文化工業“收編”。有時“做數據”等群體的“團建”行為會滑向幾伙不同“圈層”間的“賽博斗毆”，在平臺篩選機制的編織下進入信息繭房，將群體的復雜性和意見的多元性抹去，情緒在圈子內快速“傳染”、連成節奏，身份認同給了人安全感但也帶來了剝奪感。

另一方面，“機器行為”則暗含了“流量”對人之異化的擔憂，這根源于數據化、中介化生存帶來的危及人的整體性的憂思。《三聯生活周刊》曾就“流量至上”思維發問：“是什么讓他們覺得數據就是一切？”在一個可以為“虛擬”的偶像“符號”奉獻真感情的時代，答案不僅關乎已嵌入飯圈肌理的所謂資本法則，其實同時還內在于游戲化（gamelization）思潮席卷現實的進程當中。日常任務、打卡簽到等碎片化的激勵機制將生活程序化，相應地人格被純化為“人設”，被標簽化、符號化。

技術悲觀主義立場看來，中介化的焦慮在于：當肉身可以在網絡上擁有多個虛擬分身，當虛擬疊加現實成為我們的媒介環境，一切看起來那么真實，卻又如此不真實。定義的標準似乎不再只以“人”為尺度。舉例來說，在微博“超話流量”的算法=粉絲數×人均勞動程度，這一公式改寫了“人氣”的算法——代表國民度的“人氣”自然地以人為單位，然而“流量” 的好感度單位是人的勞動程度。也就是說，數據統計單位發生了變化，不再是以人計數而是以人均勞動量計數。參與“坤倫對決”的“杰迷”們就有感慨：“打榜一次，休息三年”“打榜一天就累老阿姨扛不住了”。

蔡徐坤粉絲最終選擇退出微博的各項數據競爭，并不代表著數據失靈。而以“杰迷”為代表的80后、90后選擇加入這場“戰斗”，本質上也并不是發出“別把游戲當真”的來自真實世界的號召，恰相反，他們無意間服膺于“流量”游戲的規則了。因為，無論輸或是贏，無論被推上超話榜首的是哪方，真正勝出的其實唯有“數據可證”，而直接看來微博平臺才是制定規則同時直接獲取利益的那一方。

在消費與“抵抗”之間：

飯圈的參與式文化

2019年關注娛樂明星微博粉絲總人次已突破192億人次（關注不同明星的用戶重復計數），2020年有四位明星粉絲破億，分別是謝娜（1.27億）、何炅（1.21億）、楊冪（1.09億）、anglebaby（1.03億）。這組龐大的數字提示著成名的資本與巨大的利潤空間。正如上文所述，“流量”之所以成為商業追捧的對象，正在于它體現出粉絲的忠誠程度與付費意愿。大眾記憶的遺忘曲線正被媒介技術拉得更陡，作品從躥紅開始的生命周期也仿佛被按下了加速鍵，明星每日都經歷著“大逃殺”一般的殘酷競爭，名利場里朝夕間就能完成“流量”的重新洗牌，數據邏輯愈加成為場域里除文化資本外可被認可的另一個“硬通貨”。

飯圈被資本賦權的B面是與消費主義共謀。資本讓渡出的一些快樂的權利即可掩蓋其釋放出的“欺騙性”——因為，真正的選擇自由不是選擇A或是B，而是有不選的自由。一如《創造101》無論支持王菊還是楊超越，都只是偶像或偶像的反面而非“反偶像”， 而對這套邏輯發起挑戰的組合3Shine，在節目初始便被導師淘汰，作為這一游戲系統里真正“零余者”極快地被賽制抹除了。看似自主的造星工廠背后不乏商業運作，無論是票選愛豆節目中鏡頭分配多寡，還是一整套打包的“人設劇本”設計營銷。在這個復調喧嘩的場域里，刺破工業化整飭標準的《浪姐》（《乘風破浪的姐姐們》）會被觀眾迎來，然而很快也會被流量追擊、成為節目吸睛的另類方式。

權力的擴張始終是一把雙刃劍，當“飯圈”整齊劃一的指令踏過互聯網，他們的“參與”既可以成為成就星途的天梯，也可能打開了群體狂歡的潘多拉之盒。可以說“飯圈”的問題其實是“圈層化”的各部落文化狀況的一個表征，類似的還有豆瓣小組、二次元社區等“新部落”，虛擬的在場感受是通過分享共同的關注焦點、共享的情感狀態，進而形成的一種類“集體意識”。同質性群體在加固、重復“自我”的同時，會對異質性群體產生對抗性的傾向，進而引發群體撕裂等問題。

除了圈子化的集體行動更易裹挾群體的不理性情緒外，另一方面也易滋生一些不正當行為。比如控評的操作有時會影響他人對于有效信息的獲取，而所謂“私生飯”的瘋狂行為仍舊存在，甚至隨著營銷號、黃牛、代拍等灰色地帶的職業化滋生了出許多新問題。同時，追星族式的價值補償、身份認同、投射等動因同樣內嵌于“飯愛豆”的心理機制中，過度的（excessive）、情感的（affect）的基因無法從粉絲文化中徹底清除。但倘若持“理智是好的，情感就是不好的”的道德二元論，是對粉絲文化一種本質的否認、拒絕（或片面地接受）與閹割。

可以說，被“風氣”所裹挾的飯圈某種程度上正做著小型民主政治實踐，在這一過程中粉絲的“參與式文化”當然不只有能量，更有試錯。比如在無數次撲街的“強捧遭群嘲”的經驗下，“客觀評價、虛心聆聽、不影響路人觀感”才能成為“飯圈宣傳組”的方向。電影《少年的你》上映時，易烊千璽官方后援會的要求便是：“1. 電影正式上映后，請大家在觀影后積極且及時地參與各大平臺電影評分，要拋開‘粉絲’身份的桎梏。2. 從觀影者而言，專注角色、題材及電影本身，對電影內容進行客觀評價。電影影評不做無意義夸贊，切忌一句話刷屏。”

通常，有兩種切入粉絲文化研究的研究路徑：一是認為粉絲是被動消費的“白癡”，接續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及文化工業批判；二是通過清除消費的污點、強調所謂的“參與式文化”的“生產性”與創造力，從而將粉絲文化“搶救”回來——在媒介技術高速發展的時代粉絲同時作為信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雙重身份，即將 producer和consumer 合成為prosumer，“既是商品完美主義者，又表達了反商業化的信念或‘意識形態’”。

盡管二者對于粉絲文化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診斷”，但也殊途同歸：都是通過對“消費”的根本性貶低和對“生產”的根本性尊重，將其嵌入媒介發展史中——“過去”是被動地消費、而“現在”的粉絲則是主動地“生產”（主要指衍生創作等行為），以恢復其同一性邏輯。然而這兩種路徑多多少少都對解釋今天的“飯圈文化”有些水土不服：

首先，對“消費”的片面否定沒能重視客體抗爭的可能。就像鮑德里亞在《擬仿物與擬像》中以孩童和成人世界的互動類比：孩童對要他成為一個順從客體的應對策略是，“實踐各種不從、反叛、解放。簡言之，讓自己張揚全然的主體性”。但對于要他成為一個主體的要求，孩童的應對是“稚氣、超額的同流、全然的依賴、被動性、愚昧”。我們習慣頌揚“生產”式的主體策略的價值——主動、自由、解放、表達、塑造、抵抗，卻忽略了客體的抗爭、將其掩蓋在對大眾文化消費實踐傲慢的嘲弄之下，這種狹隘的態度極易使我們錯失了世界一半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參與”也遠不止“生產”一種方式。真實的“飯圈”遠沒有如此“樂觀”，或者說這種理想化的、小眾的行為僅占據了一角。被媒介與資本雙重賦權的粉絲，不再是從制作方和公司手中“盜獵”意義，冠以群體之名的話語權不斷擴大：粉絲“手撕”經紀人和經紀公司是“飯圈”日常，有時粉絲的反饋意見甚至可以直接影響作品創作的走向、制作公司的選擇。甚至只有越是普通的愛豆，才能越讓粉絲和資本（運營方）在這個偶像培養體系中掌握至高的話語權。

消費和“生產”錯綜進行。當粉絲自覺手握罷黜偶像、捧下一位上神壇的權力時，也正被商業邏輯所收編。他們手握名為“數據”之權杖發起挑戰，也會被平臺的規則所掣肘。總之，追星作為興趣愛好，身處于飯圈文化中的粉絲更應該導向正面，而不是讓其成為消耗自身情緒、時間、精力，甚至影響生活的互撕與仇恨對立中。

在今天，討論“飯圈”不僅關乎粉絲亞文化，還包括對社群的、技術媒介的剖析，正如異化、原子化、對非理性情感的“回收”等諸多20世紀現代性觀念核心部分的延伸。而“成為粉絲意味著什么”，或許正如詹森所說，應該和一個更大的問題聯合起來探索，即“欲望、珍視、尋求、渴慕、敬佩、妒忌、贊美、保護、支持他人意味著什么？”粉都是我們面對大眾傳媒，面對我們的歷史、社會、文化處所（location）而理解世界的一個方面。深入思考粉絲和粉都能幫助我們更全面、更恭敬地思考在今天活著和為人（to be alive and to be human）的意義，去處理我們這代人的時代經驗。